来源：杭州今晚报新媒体
“过日子的乐子没了”
老樊本来在兵团干得热火朝天的，但到了年，兵团知青大返城，老樊傻眼了：“年兵团知青大返城，说走，唰的就没了。我哥带俩孩子也走了。我不行，我爱人是老*垦的后代，我回城没法带上她。后来，连里的男知青走得就剩下我一个，以前沾不上的木工、修理工、饲养员这些好活儿全找上我了，我还是天亮出工天黑回家，但过日子的乐子没了。面对着一眼看不到头的大田，想起以前红旗招展的知青劳动场面，我第一次哭了。“到年秋天时，最后俩女知青也走了，全连就剩下我一个北京知青。年农场搞土地分包责任制，给我家分了一垧地，春播时全家齐上阵，我刨坑，老婆撒粪，女儿点籽儿，她那时刚5岁，干这活儿正好，不用弯腰。“我就这样在北大荒一直待下去吗？更重要的是，孩子以后怎么办？别人和我说：你再不回北京，孩子长大后会怨你的。我一想也是，就在年底办了停薪留职，全家回了北京，每月还得向农场交块钱的管理费，那我也认了。“刚回北京时我没户口没单位的，哪是我的位置啊！可日子还要过，钱还要挣。一开始我蹬三轮车给人拉铜版纸，六百多斤重的一大卷，从通县蹬到王府井儿，来回里地，挣9块多钱。我还给人拉古董、运冰箱，忙了一阵觉得不是个事儿。“年6月，我听街坊说，东城区环卫局要招背粪工，愿意干的给解决北京户口。我一听来了劲，赶紧报了名。去了以后才知道，要招收的人数还凑不够呢。当我收到环卫局的录用通知时，我和爱人说，这回我总算有单位啦！激动得眼泪都下来了。“当时东城区还有56个死坑厕所，都在居民院子里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几个进不去车的公厕，在东四、安定门那一带的老胡同里，全得用人力把粪淘出来。这活儿以前是密云农村来的临时工干的，但人家不是嫌脏嫌累就是嫌工资低，都干不长，人员的流动性很大。这样，市里就想到了我们这些在北京没户口的老知青。市劳动局先选了14个人给环卫局，其中6个人进了背粪班，我就在里面。局里用了这些人一段时间，发现能吃苦，又踏实，接着又扩招，光我们3队就招了50个知青。我是从年7月份开始背粪的，按规定要先交块钱押金，试工半年，每天给6块钱。实际上我们试工试了一年多，到年底才给转了正式工，以后每月工资是块，外加每天2.5块的卫生费。我拿到手续后立刻跑回农场迁户口，把欠的钱补交齐了。唉，这北京户口来得真不易啊！”樊宝发跟我讲起他淘粪的事：“小时候咱们都知道‘时传祥精神’，但真干起他这一行，才知道人家的全国劳动模范不好当。我们用的粪勺、粪桶、吊罐儿，和时传祥当年使的一模一样。粪桶有1米来高，上宽下窄，用5根粗铁丝箍着，一桶一百来斤沉，一天要背三四十桶。累就不说了，关键是又臭又脏。淘粪要求的是淘干扫净，我练了足足一星期。刚开始用粪勺往桶里装粪时，粪便总洒在地上。背粪桶时，又洒一脖子。屎尿溅在头发、衣服和鞋上是常事儿。”“谁愿意和屎尿打交道啊！我刚干这活儿时真吃不下饭，有的哥们儿还总呕吐。可我们不光要克服脏臭这一关，还要克服害怕被别人歧视的心理。我们干活时走到哪儿，哪儿的住户就招呼孩子进家，哐哐地关上门窗。偶尔和路人打照面，人家都加快步伐从我们身边走过去。有的大人还拿我们教育小孩儿：看见没？这就是小时候不好好学习的结果！有一次我不小心把粪桶蹭到了住户晾晒的衣服上，这家人的脏话开口就来，我赶紧赔礼道歉。有一次我们进一个院子干活儿，有个小伙子说，你们先别动粪勺，等我把鸟笼搬屋里去，别把鸟熏傻了。”“有家大饭店的化粪池堵住了，再不疏通污水就要溢到客房了。我们打开井盖后，臭味熏跑了周围干活儿的所有民工。那井有4米深，用工具探下去疏通根本不管用，得要人下去清理才行。干这活儿有危险，粪水就1米来高，而且井下还有沼气。我系上安全绳就下去了，先用钩子钩淤积物，钩不动，能拿手掏，最后掏出了烂毛巾啥的一大堆，粪水溅了一脸。我装满一桶就往上背一桶，背了三桶后，因为缺氧晕了。工友们把我拽上来，我躺在地上直捯气，没等救护车到，人醒了。”“我们要怕脏，住户不就得脏着吗？有年春节，崇文门那边的国防科工委的化粪池堵了，地井在一家美容院的院子里，下井清淤时不能穿棉袄，我是穿着大裤衩子下去的，上来后冻得直打哆嗦。人家受了感动，给我们单位送了锦旗。这不是冲我这班长一个人的，是我们背粪班的集体荣誉。脏了累了我们几个人，那么多家庭能干干净净地过日子，我高兴。”“社会没亏待我，给了我不少荣誉。年建设部给我评了‘优秀城市美容师’，年全国总工会给我发了‘五一劳动奖章’，北京市总工会给我颁发了‘首都劳动奖章’。年中国青年报社宴请全国十大杰出人物，那次是我第一次吃烤鸭，看别人怎么卷我就怎么卷，但还是弄了一手的甜面酱。年北京市旅游局宴请对城市建设有贡献的人，那是我第一次吃螃蟹，看着别人吃得那么溜，我就是学不会。”
“三产”不养大爷
在天津荒友圈中，李儒法（化名）属于“低调实力派”。需要出钱出力时，他没有二话，却一点儿不张扬。他说：“我出生于年9月，天津31中的69届初中生。我这一届毕业的同学有70%的人去了兵团，少数人参*、当交警或被分到‘小三线’工厂。我是年6月3日去的兵团，分到3师20团3营17连。”“我们的连长、指导员都是转业*人。当时连队‘左’得厉害，讲红色教育，重视出身。出身好的人，入*、提干和上大学都优先考虑。刚下乡时，大家一样务农，对以后都没什么想头，等到有人开始上学或病退返城时，人心就开始不安定了。”“我也想回家，但我们‘小六九’文化底子薄，推荐上大学没有竞争优势。我这人属于闷头干活的主儿，在*治上不会表现。后来我总结，在‘左’的环境中，我这样的人吃不开，在经济放活之后，才有我的舞台。”“兵团知青大返城时，国家的情况虽然比‘文革’期间好了一些，但经济还没搞活，天津一下子接回这么多知青，就业市场一时半会儿难消化。把这么多年轻人放在社会上也不是一回事儿啊，天津市把安排知青就业当成一件大事办，哪个单位的职工子女返城后上不了班，要处理单位的工会主席。即便是这样，我还待业了近两年，在那段时间只能找临时工干。年12月26日，我有了正式的工作，我父亲单位的工会主席找了我，说让我到交通局下属的一个建筑工程公司去上班。”“年到年，我上了三年的夜校。我不像别人那样直奔高等学历，咱基础不行，要补就实实在在地补，缺哪儿补哪儿。我补的就是从小学六年级到高中三年级的课，目的是从根上把做事的基础打牢。等我后来下海时，这次基础性的补课发挥了重要作用。我在单位一直干到年，第二年我去了我们公司办的一个‘三产’（第三产业）单位，一家贸易商店。”“单位的‘三产’商店不养大爷，经济效益靠等是等不来的。我坐船到大连买了二百斤鞋钉子，就是那种橘子瓣形状的带钉子的铁片，回天津后推着车去市面找修鞋摊子，一个摊子一个摊子地推销，七分半的一个鞋钉，我卖一毛五一个，天津市的鞋钉子差不多都是我供的货。我卖过鱼、虾、螃蟹，还一筐筐地倒腾过山楂，卖给穿糖葫芦的小贩。我还跑到河北和山东倒苹果，自己去地里摘，一摘就是三天，装满一卡车后，拉回天津找买主。人生所有的吃苦经历都是财富。吃过苦的人，心理平衡，做事踏实，走路不崴脚，爬坡不踩空，就是爬不上去，也不会要死要活的。就这样，我的生意从鞋钉做到了汽车，从体制内做到了体制外。”
北大荒养人不留人
蒋耀新本来想到山西长治插队，结果正好兵团来招人，他就报名进了兵团。他到兵团后，最后被分到独立四团下的一个连，专门搞战备。老蒋继续跟我讲他的兵团往事：“独立四团的位置有一个统一的说法，叫‘前线’，各地常有到珍宝岛地区的慰问团来看我们。他们来了不空手，总能给我们带些好吃的，所以总被我们盼着。我们的生活物资是二十团用尤特兹（轮式拖拉机）挂一个车斗运来的。我们吃的是白面、高粱米、玉米；但想吃大米，得用白面到朝鲜族的屯子里去换。伙食没有定量，吃的比部队上还好。当时，部队战士每天定量是一斤五两七，伙食标准是五毛八分钱。我们每月交十二块钱伙食费，有什么吃什么，管够！就是缺肉吃，一个月能吃上两三次肉。为了解馋，我们就打麻雀、乌鸦，用油炸了吃，反正油不缺。回家探亲时每人带十斤油，五十斤全国粮票。那时在天津，这样的人就是土豪了。“我在‘前线’时，有一次吃了四个馒头接着就打篮球，之后肚子疼，疼得满脸汗，吃止疼片，嘛用没有。连里给团里打电话，二十团的雷自新参谋长派了辆十轮大卡医院。医生一检查，是急性阑尾炎，院长亲自给我做了手术。那时，我身体特棒，手术完之后，我自己走回了病房。转天，我就觉得饿得不行了，吃了两碗大米饭外带一盘肉片炒洋葱。院长知道后说：胡闹！现在只能吃流食，然后赶快让两个医助扶我出去散步，直到我通了气才算完。‘患者放了屁，医生出口气’，就是这个道理。“从医院回来后，我就扛杨木。那时不知道什么是调养什么是累。在兵团让人服气的是能干活儿的主儿，光嘴皮子好不行。我在兵团是表现好的，在八连入了团，在独立四团入了*。年5月，连队从前线撤了下来，我被分到了二十团造纸厂当工人，我们盖起的房子被移交给了孙玉国的边防三团。我在二十团一直干到年返城。年返城时，我在红兴隆站上了回家的火车，环顾四周，不知何时再来，我眼泪哗的就下来了。我喜欢《北大荒人的歌》，‘几十年风风雨雨，我们同甘苦在一起；一起分享春光的爱抚，一起经受风雨的洗礼。你为我的命运焦虑，我为你的收获欢喜……你的果实里有我的生命，你的江河里有我的血液’，这也是我对北大荒的感觉，我把最好的十年留在了那里，没有那些经历的人听不懂这首歌。北大荒养人不留人，知青有了机会还是要回家，但走得多远都想它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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